从前读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总是为其中的《革命时代的爱情》一篇所吸引。故事情节妙趣横生，叙事风格时空交错，智者戏谑中又暗含几分伤惋，使得这部中篇成为小波作品中公认的经典之作。而同一集子里的《三十而立》，不过是对日常琐事的平铺直叙，又少见王氏独特的连珠妙语，相形之下不免“逊色”多了。

直到最近拿到《三十而立》的单行本，仔细详读，才发现当年的无知和浅薄。所谓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从前的我基本是抱着一种看热闹的心态来阅读王小波的，这样就很难发现他作品中的某些“微言大义”。因为若按小说的一般标准来衡量，它基本没有情节起伏，不过是截取“王二”三十二岁时的一些生活片段，翻来覆去地描述，不厌其烦。然而小波这样或许是有意为之，借助描写“王二”身边的各色人等和他们的细微琐事，来表明自己的人生态度和人生立场。

《三十而立》中的人物，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王二”的母亲、哥们儿许由还有前女友小转铃。而另一类则是“王二”的父亲、学校校长以及教工老姚。母亲和儿子，无话不谈，既是亲人又是挚友；许由一贯我行我素，不羁放荡；而小转铃则常常放言无忌，对一切世俗规训都轻蔑藐视。他们具有共同的性格特征，那就是率真、自然、毫无矫揉造作。而后一类人则恰恰相反，可以称得上是“一切顽固势力的总代表”，他们世故、圆滑、拘谨、无趣、道貌岸然而又好为人师，喜欢按照自己的陈旧标准约束他人、改造他人。他们的性情，是被无处不在的既存体制和社会程式驯化之后的结果。小波将这两类人分排站队，要“王二”在他们之间作一个选择。毫无疑问，“王二”自然会选择前者。

小波本人当然也会如此选择，而且要比“王二”更加坚定，绝无半点犹豫、试图妥协。小波辞世至今已近一纪，他的作品之所以依然畅行不衰，为越来越多的青年所阅读，并不完全在于他独特的文学修养和高超的文字技巧，还在于他那种自由主义的生活哲学，在于他身体力行，将那套自由主义的生活态度落到实处。因为王小波的出现，我们才意识到，原来我们还可以这样写作；因为王小波的存在，我们才实实在在地感觉到，原来我们还可以选择这样生活；因为王小波的远离体制，藐视驯化，拒绝大众主义，批判反智主义，我们才真真切切地体会到，原来我们还可以这样，保持着一份精神贵族式的卓尔不群和冷静清醒。

· 这样的精神贵族，对一切的苟延残喘都是质疑和蔑视的。在《三十而立》中，他时刻不忘将选择做前一种人的“王二”和后一种人作比较。他这样反思：生命渺小如斯，是像太平间改造成的急诊室中的老姚之流那样，为了挽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而显现出种种病态、丑态，还是像理想中的“骑士”和“行吟诗人”那样，微笑着从容面对所有的不可抗拒，选择一种“血淋淋的光荣”？是要做一个“正经人”，用毕生期期艾艾追求到“最后塞入直肠的那一团棉花”，还是保持一种人的尊严，高贵地将“棉花”自已塞好，努力践行一种自然的、本真的、人的生活方式？《三十而立》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不只是对一切荒谬进行的无情讽刺和解构，还在于借这篇小说大声向人们宣布：他，王小波，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要以一种怎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个世界。

所以小波的题目无疑暗含深意。他所说的“三十而立”，既不是年龄意义上的三十而立，也不是社会责任意义上的三十而立，而是一种心灵意义上的三十而立，一种精神意义上的自我觉醒。对我们而言，这个觉醒的过程或许注定会十分艰难，可如果要选择一种“高贵的”、独立的、智慧的、有趣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三十而立”不是必不可少的吗？
走在大街上，汇入滚滚的人流，我想到三十三年前，我从我爸爸那儿出来，身边也有这么许多人，那一回我急急忙忙奔向前去，在十亿同胞中抢了头名，这才从微生物长成一条大汉。今天我又上路，好像又要抢什么头名，到一个更宏观的世界里去长大几亿倍。假如从宏观角度来看，眼前这世界真是一个授精的场所，我这么做也许不无道理，但是我无法证明这一点。就算真是如此，能不能中选为下一次生长的种子和追名求利又有什么关系？事实上，我要做个正经人，无非是挣死后塞入直肠的那块棉花。
作者觉得，虽然这和追求名利有些类似，但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他们是有区别的，作为一个精子在十亿同胞的竞争下最终成人，和追求名利没有关系的，名利并不能阻止人们活下去罢了就像小波所说，不过是死时待遇不一样罢了其实人们应该像文中王二的母亲给他说的话那样，只快乐就好，不在乎名利什么的，做一个自己爱做的人，当然，我们的世界不是像小波那样，而是都很现实，没有他，那样的觉悟。